《大戴礼记·小辨》也载孔子曰：政善则民说，民说则归之如流水，亲之如父母。

可见，即使在庄子学派以及韩非的著述中，也不乏对仁德的重视和阐明，体现出具有特定时代性的关注。而且，孟子所说的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，讲的也是道德教化的重要性。

先秦时期还有仁义礼智的道德系统表述，在孟子那里得到了最为突出的发挥。他说：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羞恶之心人皆有之，恭敬之心人皆有之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。更重要的是，还在于人们有意识地实践和自我反省，才能够将人类道德的社会性延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，形成切合人们现代化生活的道德规范和实践理念。这是先秦时期思想观念体系中的一个突出方面。（《墨子·兼爱中》）从而将仁德的判断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领域。

与此相关联，当子张向孔子问仁的时候，孔子回答说：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，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。阳明立言的根基就在讲明这个心即理的道理。

虽则只是一个，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，若可得增减，若须假借，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。这时需要做的，是发动智性，分析各个方面的因素，认真想一想，最终选择一个合宜的方案。如果把见闻之知完全落在良知上，等于取消了智性，这对于成就道德显然是不利的。关键词：儒家生生伦理学。

良知妙用无方体，无穷尽，说其大，天下莫能载，说其小，天下莫能破。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，是圣人教人第一义。

头一段讲，古人教学主要是教以人伦，所以今天教育儿童，当以教之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为首务。人只有一个心，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，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，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。只要听从它的指令，不欺骗于它，就可以成德成善。夫外心以求物理，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。

因为不将读书学习作为成德的重要条件，阳明特别喜欢孟子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的说法，反复申说： 君子学以为己。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为致知，事事物物得其理为格物。另一段也是此意： 是故君子之学，惟求得其心。阳明思想曲折万千，悟道不易，但说到底，则是在朱子之后，纠正了其学理的偏向，将学理根基重归仁性。

此告子义外之说，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。（同上，第218页） 良知之外，别无知，良知之外，更无知，实是惊人之语。

阳明学说的要义集中体现在六个方面：讲格物必须落在诚意上，讲明善必须落在诚身上，讲穷理必须落在尽性上，讲道问学必须落在尊德性上，讲博文必须落在约礼上，讲惟精必须落在惟一上。尽管不反对读书，但阳明并不重视读书学习对于成德的意义。

道德根据就在自己内心，如果耽搁于文字，只能做个无知无觉不识痛痒之人，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。这样，阳明就将《大学》作出了新的诠释，将其归到了自己的学理系统之中，否定了读书学习对于成德的独立意义。阳明这一立场对其学理有重大影响，致使在两个方面留下了瑕疵。盖王道息而伯术行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，而以欺于人，曰：天理固如是，不知既无其心矣，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？自是而后，析心与理而为二，而精一之学亡。然而，根据三分法，良知属于仁性的范畴，虽然非常重要，但只是道德根据的一个方面，除此之外，人还有智性。迨于孟氏之时，墨氏之言仁至于摩顶放踵，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内义外之说，心学大坏。

此良知之妙用，所以无方体，无穷尽，语大天下莫能载，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。在三分法中，欲性大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感性，智性大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（道德）理性，尽管这两个方面儒家思想也有自身的特色，但与西方的感性和（道德）理性大致可以对应起来。

年轻时，阳明笃信朱子格物致知之说，立志学做圣人，龙场顿悟后，方才明白吾性自足的道理，接续上了孟子之学的血脉。因为这样处理见闻之知与良知、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，阳明有下面的说法，就不足为怪了： 良知之外，别无知矣。

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，而先王之教亡。而忘本逐末，明道尚有玩物丧志之戒，若立言垂训，尤非学者所宜汲汲矣。

（同上，第239页） 君子之学最重要的是求得自己的良心，博学是学此，审问是问此，慎思是思此，明辩是辩此，笃行是行此。阳明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在他看来，诵习经史虽然也是学问之事，不能废弃，但不能忘本，不能玩物丧志。外良知以求知者，邪妄之知矣。（《王阳明全集》，第45页） 此书写于1525年，距阳明过世只有4年。

孟子起，倡导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，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，心学方才得以传承，其功甚巨。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：如此，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，是个纯乎天理之心。

孟子却没有看到这里的问题。天下宁有心外之性？宁有性外之理乎？宁有理外之心乎？外心以求理，此告子义外之说也。

2018年：《存在先于本质还是本质先于存在？——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存在主义核心命题的批评》，载《道德与文明》第6期。如果需要增减，需要假借，那就不是良知了。

今教童子，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。依此而行，大小皆备，不假外慕，无不具足。从历史的角度看，阳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驳朱子，而反驳的理由是嫌朱子学理支离外求，虽然他也必须引用《大学》，但他是将其作为心学来处理的。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，毫发不容增减者，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。

且如读书时，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。任他读书，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，何累之有？（同上，第100页） 这两段都与读书有关。

可惜象山之学不为世人理解，常被讥之为禅。阳明强调，在这些特殊情况下，同样没有必要考之何典，问诸何人，只要从良知出发，权轻重之宜，就可以了。

这种说法可作两种解释：一是良知是唯一的道德根据，是唯一的知，除此之外，不需要其他的知。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，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，是分尊德性、道问学作两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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